1997年5月29日，John Stockton在火箭的主場投進致勝三分，在效力爵士的第十三個年頭，與Karl Malone帶領球隊首次晉身NBA總決賽。
2016年5月30日，勇士在主場淘汰雷霆，連續兩年晉身NBA總決賽，Kevin Durant最後一次披著雷霆的球衣離開球場。
(節錄自《論「忠誠」：NBA的「忠誠時代」是怎樣維持的？》，全文上載於Medium)
經歷過近年LeBron James離開騎士、Durant離開雷霆；Dwyane Wade不獲續約、Isaiah Thomas被交易等球員的變動後，有不少的球迷甚至球評都會慨嘆「忠誠何價」，覺得這種價值已經漸漸於NBA消失，繼而懷念過去Michael Jordan、Reggie Miller和Tim Duncan等 "One Club Man"的年代。
若說現今的NBA的「忠誠價值」漸漸衰落的年代，那麼是甚麼的原因造成這樣的轉變？以往的「忠誠」是否單純NBA球隊和球員所高舉、擁抱的價值，還是又其他的因素維持？對我來說，自由球員制度和集體談判協議的發展可以為大家找到一個答案。
回顧過去：自由球員制度的建立與發展首先，讓我們了解一下，自由球員制度在NBA史上的發展。如果要很簡單地說，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：非受限自由球員的制度稱不上歷史悠久。
實際上，在1976年之前，NBA的球員合約規定球員只能為擁有他們合約的球隊效力，轉隊只有交易這個途徑，而球員亦不能控制他們的前途，情況至1976年才有改變。當年NBA簽下了Robertson Agreement，建立了自由市場的雛型：賠償制度。當球員的合約屆滿之後，他們擁有選擇球隊的權利；不過在轉隊的時候，聯盟總裁將決定新球隊需要為原屬球隊所作的賠償，例如是現金、球員或選秀權，情況就類似現時的先前後換。
到了1980年，賠償制度被優先權 (Right of first refusal) 取代，制度與目前的受限自由球員相似：當球員與新球隊簽下合約之後，原屬球隊將會有15日選擇是否匹配報價。假若原屬球隊匹配報價，球員就會留隊；只有原屬球隊放棄匹配報價，球員才會加盟新球隊。
至於現時NBA的非受限自由球員制度，則是1988年的集體談判協議的產物：只要球員在NBA打球滿七年，在他的第二份NBA合約屆滿後，就可以自由選擇簽約的球隊。而當年效力超音速的Tom Chambers選擇簽約太陽，成為非受限自由球員簽約的第一人。
那麼，以往球星們的「忠誠」是怎樣煉成的？
由此可見，其實自由球員制度並不是一件歷史悠久的事物，更不是NBA創立以來就存在；而早年NBA的"One Club Man"，從Bill Russell、Jerry West到Magic Johnson和Larry Bird，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球隊主導球員前途，球員選擇有限的結果。他們要離開球隊，只有交易這個途徑。在那個時代，與其說球員對球隊「忠誠」，倒不如說「忠誠」是他們缺乏選擇的結果。
即使到了非受限自由球員的制度建立後的1990年代，按照集體談判協議，球隊仍然可以與球員簽下一紙長期的合約。例如Michael Jordan在公牛的第二份合約是一紙為期八年，價值2400萬美元的合約；Karl Malone在爵士亦曾經與球隊續約十年。在這樣的合約制度下，球隊的核心球員其實已經將自己大部分的職業生涯，尤其是最頂峰的階段，奉獻於選秀加入的球隊。
而且當時的新秀大部分都是大學的三年生或四年生，即在21或22歲的年紀加入NBA。就以1984年的首輪選秀為例，Hakeem Olajuwon、Jordan、Charles Barkley三位都是在大學三年級投身選秀；John Stockton則是大學四年級生。當他們完成第二份合約的時候，其實都已經在聯盟打球超過十年，投身自由市場的時間已經超過30歲。例如Jordan在1996年首次成為非受限自由球員的時候，已經年屆33歲。即使他們在職業生涯的黃昏時期離隊，追逐冠軍指環，在大部分球迷的眼中亦可以接受。
另一方面，有長期合約的保證，球隊可以在他們認定的核心球員上長線投資，塑造配合他們的陣容；除非球員要求交易 (例如76人的Barkley)，或球隊出現內部問題，需要交易部分主力球員 (例如1990年代的小牛3J組合)，球隊與他們的核心球員其實可以自選秀開始，就保持長期而且穩定的合作，在核心球員的黃金時期嘗試晉身季後賽，爭奪NBA的冠軍。
2016年5月30日，勇士在主場淘汰雷霆，連續兩年晉身NBA總決賽，Kevin Durant最後一次披著雷霆的球衣離開球場。
(節錄自《論「忠誠」：NBA的「忠誠時代」是怎樣維持的？》，全文上載於Medium)
經歷過近年LeBron James離開騎士、Durant離開雷霆；Dwyane Wade不獲續約、Isaiah Thomas被交易等球員的變動後，有不少的球迷甚至球評都會慨嘆「忠誠何價」，覺得這種價值已經漸漸於NBA消失，繼而懷念過去Michael Jordan、Reggie Miller和Tim Duncan等 "One Club Man"的年代。
若說現今的NBA的「忠誠價值」漸漸衰落的年代，那麼是甚麼的原因造成這樣的轉變？以往的「忠誠」是否單純NBA球隊和球員所高舉、擁抱的價值，還是又其他的因素維持？對我來說，自由球員制度和集體談判協議的發展可以為大家找到一個答案。
回顧過去：自由球員制度的建立與發展首先，讓我們了解一下，自由球員制度在NBA史上的發展。如果要很簡單地說，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：非受限自由球員的制度稱不上歷史悠久。
實際上，在1976年之前，NBA的球員合約規定球員只能為擁有他們合約的球隊效力，轉隊只有交易這個途徑，而球員亦不能控制他們的前途，情況至1976年才有改變。當年NBA簽下了Robertson Agreement，建立了自由市場的雛型：賠償制度。當球員的合約屆滿之後，他們擁有選擇球隊的權利；不過在轉隊的時候，聯盟總裁將決定新球隊需要為原屬球隊所作的賠償，例如是現金、球員或選秀權，情況就類似現時的先前後換。
到了1980年，賠償制度被優先權 (Right of first refusal) 取代，制度與目前的受限自由球員相似：當球員與新球隊簽下合約之後，原屬球隊將會有15日選擇是否匹配報價。假若原屬球隊匹配報價，球員就會留隊；只有原屬球隊放棄匹配報價，球員才會加盟新球隊。
至於現時NBA的非受限自由球員制度，則是1988年的集體談判協議的產物：只要球員在NBA打球滿七年，在他的第二份NBA合約屆滿後，就可以自由選擇簽約的球隊。而當年效力超音速的Tom Chambers選擇簽約太陽，成為非受限自由球員簽約的第一人。
那麼，以往球星們的「忠誠」是怎樣煉成的？
由此可見，其實自由球員制度並不是一件歷史悠久的事物，更不是NBA創立以來就存在；而早年NBA的"One Club Man"，從Bill Russell、Jerry West到Magic Johnson和Larry Bird，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球隊主導球員前途，球員選擇有限的結果。他們要離開球隊，只有交易這個途徑。在那個時代，與其說球員對球隊「忠誠」，倒不如說「忠誠」是他們缺乏選擇的結果。
即使到了非受限自由球員的制度建立後的1990年代，按照集體談判協議，球隊仍然可以與球員簽下一紙長期的合約。例如Michael Jordan在公牛的第二份合約是一紙為期八年，價值2400萬美元的合約；Karl Malone在爵士亦曾經與球隊續約十年。在這樣的合約制度下，球隊的核心球員其實已經將自己大部分的職業生涯，尤其是最頂峰的階段，奉獻於選秀加入的球隊。
而且當時的新秀大部分都是大學的三年生或四年生，即在21或22歲的年紀加入NBA。就以1984年的首輪選秀為例，Hakeem Olajuwon、Jordan、Charles Barkley三位都是在大學三年級投身選秀；John Stockton則是大學四年級生。當他們完成第二份合約的時候，其實都已經在聯盟打球超過十年，投身自由市場的時間已經超過30歲。例如Jordan在1996年首次成為非受限自由球員的時候，已經年屆33歲。即使他們在職業生涯的黃昏時期離隊，追逐冠軍指環，在大部分球迷的眼中亦可以接受。
另一方面，有長期合約的保證，球隊可以在他們認定的核心球員上長線投資，塑造配合他們的陣容；除非球員要求交易 (例如76人的Barkley)，或球隊出現內部問題，需要交易部分主力球員 (例如1990年代的小牛3J組合)，球隊與他們的核心球員其實可以自選秀開始，就保持長期而且穩定的合作，在核心球員的黃金時期嘗試晉身季後賽，爭奪NBA的冠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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